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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，停牌了6年之久的科兴生物宣布每股分红55美元，而公司停牌前股价才6.47美元。更离谱的是后续计划第二阶段、第三阶段还要大额分红。算下来总分红最高达75亿美元，是公司停牌时市值的20倍。这场超高股息分红引发的震动，背后交织着企业暴利增长、复杂股权博弈与多年控制权争夺的跌宕剧情。清仓式分红股息率高达850%据证券时报报道，6月18日，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科兴生物发布公告，宣布将加速支付每股普通股55美元的特别股息，派息日定于7月7日特别股东大会日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科兴生物自2019年2月22日起停牌，停牌前股价仅为6.47美元/股。经简单计算，仅第一轮每股55美元的分红，股息率（ttm）就高达850% ，如此惊人的分红比例，在资本市场极为罕见。这还只是 “冰山一角”，科兴生物后续计划同样令人咋舌。公司拟在特别股东大会后追加每股19美元的股息，后期更有每股20-50美元股息的派发计划。若所有分红全部落实，总分红上限将达124美元/股。以停牌前约6006.07万股的总股本计算，仅第一轮分红总额就超33亿美元，后续若计划顺利推进，总分红规模将再创纪录。科兴生物如此 “壕气” 的底气，源于新冠疫情期间疫苗业务带来的巨额利润。财新网数据显示，2015—2020年，科兴生物累计净利润仅2.4亿美元。但2021年，凭借新冠疫苗在全球市场的广泛推广，公司业绩呈爆发式增长，当年归属母公司净利润达84.6亿美元。疫情一结束，科兴2022年营收暴跌92%，2023年直接亏损7900万美元，到了2024年连财报都难产了。如今科兴生物在分完美元现金后，非新冠业务年收入不足2亿美元，差不多就是个空壳了。不过在这场分红盛宴中，不同股东的收益天差地别，这与科兴生物复杂的股权结构紧密相关。据公开信息，科兴生物最大股东 SAIF Partners（赛富投资基金）持股15%，仅第一轮分红就能斩获约5.93亿美元；1Globe Capital 持股9%，也将获得丰厚回报；总裁兼CEO尹卫东持股8.85%，首轮分红即可入账3.5亿美元。这些长期股东成为此次分红的最大赢家。然而，这种利益分配格局也引发诸多争议。新华社曾报道，在科兴生物旗下子公司科兴中维生产新冠疫苗获利期间，维梧资本等少数股东在2021—2024年间获得超8亿美元现金股息，而科兴生物其他普通股股东此前7年却未获分红。这种差异使得此次巨额分红虽被视为对股东利益的 “补偿”，但也加剧了公司内部股东阵营间的矛盾。创始人内斗七年科兴生物的巨额分红背后，是一场长达七年的控制权争夺战，深刻影响着公司发展与股东利益。故事回溯到2001年，疫苗专家尹卫东与北大教授潘爱华共同创立北京科兴，初期潘爱华凭借出资占股76%，尹卫东以技术入股占24%。2003年，核心资产打包至美国上市成为科兴生物，随着外资股东不断加入，潘爱华股权被稀释至26.9%，尹卫东则通过离岸架构逐步掌控公司实权。2016年，公司计划回A私有化，成为矛盾爆发的导火索。为争夺控制权，尹卫东联合赛富基金给出6.18美元/股的私有化报价，潘爱华则携手中信集团将报价抬至7美元/股。双方互不相让，谈判破裂后矛盾公开化。潘爱华方采取极端手段切断工厂电源，导致千万流感疫苗报废；尹卫东则启动 “毒丸计划”，给其他股东增发新股却将潘爱华及其盟友1Globe 排除在外,大幅稀释对方股权。这场内斗致使公司运营陷入混乱，自2019年2月22日起被迫停牌，股东失去股票交易套现途径。戏剧性的是，2021年科兴生物因新冠疫苗业绩暴增，净利润达84.7亿美元，相较2019年的4493万美元增长188倍。若公司正常运营，股价或大幅上涨，理论上甚至可达1300美元，但因内斗与停牌，股东错失数千倍收益增长良机。如今的 “清仓式” 分红，某种程度上是1Globe等股东为避免未来控制权变动影响利益，试图提前锁定收益、削弱对手资源的策略。有市场观察人士认为，这种分红方式可能是管理层通过资本运作削弱潜在对手——账上资金分光后，即便将来换了掌权者，能调动的战略资源也会大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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